张友浪：公务员更愿意与哪些非营利承包商合作？| 对话佳作 085期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已经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方式之一。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重视。有多种因素影响着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合作意愿、合作偏好以及资金分配等，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环境、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属性等方面展开论述，却忽视了个体层面的主观性。中国人民大学张友浪老师和中国传媒大学邵梓捷老师发表在 Governence 2021年9月的Civil servants' preferences for nonprofit contractors: A conjoint analysis（点击阅读原文）一文，使用联合分析方法，构建了非营利组织内部和外部管理策略的理论框架，关注了公务员对非营利组织承包商的选择偏好。平台邀请到张友浪老师对论文延伸问题做进一步分享，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张友浪，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政策过程与政民互动，在《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our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asearch and Theory ,Governance、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olicy Studies Journal、Public Management Review、Internatin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The China Quarterly、Water Resources Research等中英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英文学术专著《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veness in China》。
访谈实录
Q1：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在Governance 2021年9月发表的Civil servants' preferences for nonprofit contractors: A conjoint analysis一文，您是基于怎样的契机关注到这一研究议题的？
张友浪：我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主义的视角从组织层面研究政策过程，这些年受到行为社会科学的启发，最近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是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个体层面研究基层政府与民众、社会的互动。在这篇Governance之前，我也曾在一些文章中根据合作生产、代表性官僚、公民接触、街头官僚等理论视角分析政民互动，但一直遗憾没有合适的研究数据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
回国前刚好和合作者聊到这个选题的研究可行性，并在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设计和分析工作。这篇文章主要是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同资助（Government–NPO Contracting）这支理论文献的主要成果构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借以探究社会组织管理策略对公务员合同偏好的影响及其机制，并结合联合实验（conjoint experiment）方法对理论框架尽可能提供一些具备因果性的证据。
Q2：本文搭建了一个涵盖社会组织管理策略等因素的分析框架，请问您是如何建构的？又是如何与既有理论对话的？
张友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基层政府通过合同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这一现象都已广泛存在，并日益影响基层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因此，在选择文献时重点阅读了有关Government–NPO Contracting、Government–NPO Partnership、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等主题的文献，发现针对政府对非营利组织资助的解释性实证研究并不多，主要是组织层面的截面分析，并且研究背景主要是美国。现有研究虽然结合组织和环境特征提供了一些解释思路，但针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策略的分析并不系统，而且缺乏对公务员偏好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究。
因此，本文构造的研究框架整合了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等内部管理策略和协作(Collaboration)、共谋(Cooptation)、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等外部管理策略，并分析了这些策略如何通过影响公务员感知到的专业能力和失败分险影响公务员对非营利组织的偏好。当然，影响公务员对非营利组织的偏好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关注非营利组织自身管理策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其他个体、组织或环境因素，管理策略相关信息对于公务员而言在现实公共服务采购过程中容易直接获取，同时也最能由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直接掌控，因而系统研究管理策略的影响机制除了具有理论意义，也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尤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二，一个联合实验研究能够承载的随机变量有限，因而本研究只能舍弃其它可能会影响公务员偏好的因素。
Q3：本文所采取的联合实验调查和传统的调查设计有哪些区别？使用这种方法对于本文观点的论证有何优越性？
张友浪：相对于传统的分组或列举调查实验，联合实验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实验过程中的多重随机处理，容易获取可信的平均边际要素影响（Average Marginal Component Effect);传统的分组调查实验往往只能描述有关一个选择的单一维度的信息，而联合实验则能呈现多维度信息，因而更具现实性；联合实验比传统的分组调查实验更加经济，因为能够同时检验多条因果假设；联合实验有助于对比不同自变量对同一因变量的影响大小；联合实验有助于削减社会期望偏误(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因为受访人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论证自己的选择，因而不用像在传统实验中担心做出被认为政治不正确的选择；联合实验有助于预测由哪一些要素组合的政策设计会更加受欢迎。具体大家可以参考Jens Hainmueller, Daniel J. Hopkins，Teppei Yamamoto 等人2014年发表在Political Analysis上的研究。因此，使用这种方法刚好可以用来在本研究中同时检验上述理论框架中多个策略的影响并对其进行比较。当然，这两年不少方法论学者也有针对Conjoint Experiment的应用提出了新的方法建议，大家可以参考Kirill Zhirkov，Brandon de la Cuesta, Naoki Egami， Kosuke Imai等人的最新研究。
Q4：您是如选择公务员选择非营利组织承包商的基本考虑因素并且操作化的？
张友浪：主要是基于现有非营利研究文献。其实上面提到的管理策略单独拿出来的话都已经被现有文献研究过，因而可以很容易找到现有的比较成熟的操作化方式。当然，考虑到本研究是实验研究，而且一个联合实验的承载量有限，因而，我们在具体测量每一个指标时只会取值不超过5个。当然我们的实验研究并非一次成功。我们的第一轮实验在2018年就已开展搜集，当时版本的文章在另一个公管顶刊拿到了R&R，但看到评审人意见后，我们深刻反省了之前实验的不足。于是选择主动忍痛放弃之前研究数据，重新根据现有文献设计实验，并重新联系调查对象、搜集数据和写文章，直到今年初才写出全新的稿件。当然，投到Governance时我们已经对这篇新版文章很有信心，加上该刊效率较高，从投稿到最终接收只花了不到5个月。
Q5：请问在非营利组织承包商合作过程中，公务员如何平衡个人偏好与组织利益的问题？服务类的非营利组织和其他类型的政府购买服务，公务员偏好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张友浪：这是个好问题，我还没仔细想过怎么设计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把个体利益-组织利益作为一个因变量选择题，那么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从公务员个体特征和组织特征等方面考虑影响公务员利益偏好的因素。期待大家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
我们这个实验研究在设计场景时把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基层服务型社会组织，而非基金会）的服务类型根据服务属性划分为了“新服务”“内部培训”“外部服务提供”等三种，从而分析主要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是否会随着服务属性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结果表明自变量影响基本保持一致。当然，划分服务类型的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按行业或政策领域划分，而且研究服务类型的影响需要重新设计实验，这都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究。
Q6： 您近期发表了一系列基层政民互动的研究，以往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析，您觉得未来面向中国情境下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研究还可以如何继续发展？
张友浪：Governance这篇文章应该是国际上第一篇从个体层面系统分析公务员对非营利组织偏好的研究，同时也是第一篇使用联合实验来提供有关中国社会组织的因果证据的文章。当然，本文仅对如下一个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为什么公务员会更愿意选择某些非营利组织而非另一些非营利组织开展合作？正如文章最后一部分所说，我们相信未来还有许多可探索的研究话题：例如，为什么一些跨区域社会组织更愿意选择某些政府而非另一些政府开展合作？为什么国际非营利组织更愿意选择某些国家而非另一些国家开展合作？不同地区的政治制度、财政制度或政府透明度如何影响政民或政社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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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成纪宏 苏芮 吴芳 高姝蕊 邢羿飞 彭可余
编辑：苏芮
审校：对话佳作版块团队